我們知道一座城市的高樓高得可以觸碰上帝的手指;我們當然也知道這些高樓這些尖塔矗立在世界中心,在盡情揮發它們的吸引力,讓人們不論遠近都崇拜它,把它們當作神祗,抑或一種和上帝或資本主義接觸的通道。像日本作家Lily Franky的小說《東京鐵塔》寫的那樣,高塔在城市中心像漩渦那樣旋轉,人們也被這樣的漩渦吸進去,有的人成功走了出來,有的人卻要在里面沉淪。

菲律賓在二戰結束后1950至1970年間,與日本、緬甸同為亞洲最富國之一。但目前除日本外,同屬東南亞區域內的菲律賓與緬甸似乎就顯得比較落魄了。影片中是菲律賓的垃圾山,難以想象的是,垃圾山竟然也有住民,不是一戶兩戶,而是一支龐大的居民居住在垃圾山山腳下。我們這些幸運的孩子拿著垃圾袋倒垃圾的時候還會捂緊鼻子覺得手上的垃圾很臭,有時候還有一些幸運的孩子還會輕視那些幫我們傾倒垃圾的工人,更有一些幸運的孩子在童年時候都被父母勸誡:你們要用功讀書不然就要倒垃圾過日子了哦。

但菲律賓那群孩子,我們要如何想象他們眼中的世界是怎么一個樣子?他們會不會嫌棄手上的垃圾很臭呢(還是多數時候他們很珍惜手上撿來的食物沒有腐壞);他們會不會輕視那些翻找垃圾的人呢(哦不,他們就是那群人,還有他們的爸爸媽媽兄弟姐妹都是);他們的童年會不會有人跟他們耳語:不用功念書就要倒垃圾過日子呢(還是多數時候他們根本就沒機會念書)?在我們覺得他們的世界很悲慘的時候,他們又是如何看待我們的世界呢?

菲律賓在經濟不景氣后貧富間的差距就被拉得很大。社會資源被上階地位的人霸占,導致低下階層的人民得不到平均的分配。如此一來,社會階層不能流動,富者愈富,窮者愈窮。有錢人當然看不慣垃圾山腳下的孩子,但垃圾山腳下的孩子當然也看不慣那些富人。他們會不會想:為什么我們要在垃圾山翻找食物,他們卻是把吃剩的食物丟給我們吃?這是什么道理?

他們懂不懂這是什么道理?還是,這又牽出了另一個議題:他們也許不懂,因為沒機會受教育所以不懂。社會資源不斷被壟斷,垃圾山下什么時候會出現學校?孩子們什么時候能夠聽見上課與下課的鐘聲?他們這一輩子識得一個字嗎?還是這樣的日子變成了習慣,沒上課鐘聲不識字的日子在他們都變成了理所當然?真的就理-所-當-然?

社會學學者在社會階級流動理論上有樂觀與悲觀之別,樂觀的認為工業社會會使得社會結構趨于開放,政府福利與教育制度也日趨完好,如此一來即可削弱家世背景對于個人成就的影響,亦即,不論出生如何,在21世紀的歷史洪流底下,都會有接受政府福利和教育的權利,所以每個人都會有所成就;悲觀論者(即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者)則認為工業化帶來的功績主義會使得“唯才是用、論功行賞”變成唯一衡量人民能力的準則,于是會使得勞動者被降級、資本家增值,由此,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現象便會不斷加劇(1)。當然,在不一樣的社會環境底下就會看見不同的世界,在菲律賓,我看不見樂觀。

你可以因此駁斥我過于悲觀。但請回應我,樂觀是貧民孩子看著櫥窗內的衣服然后轉頭問爸爸:什么是裙子的畫面嗎?樂觀是孩子翻找垃圾的時候發現餐廳的垃圾袋里有未腐爛的隔夜牛排而綻開的笑容嗎?樂觀是下雨的時候貧民們用骯臟的水桶裝水然后感激上帝賜予雨水的希望嗎?樂觀是孩子希望聽到上課的鐘聲而政府在忙于競選耗資印刷海報撰寫演講稿以便告訴大家:我們國家會更注重教育的謊言嗎?

樂觀是什么?你告訴我。

梁文道在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寫了篇文章——《人生最重要的彩卷》,他將人生比作彩卷,說未來無論如何,那張彩卷都是自己買的,自己總要承擔,但人生中最重要的彩卷卻是自己出生時候父母給自己買了,有些人天生咬著金湯匙,有些天生就比較聰穎,有些人卻出生在貧民窟,又有些人天生就殘疾。這些都不公平,十分不公平。所以,這時候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更好的社會福利、更完善的教育制度、更全備的衛生設施,他們不能確保每個人都出生在大戶人家、確保每個人是天才,但他們要確保每一個人的起跑點是平等的:雖不能阻止美女當上迷倒眾生的大明星,但可以不讓一家學校憑相貌收生;雖不得不使體格強壯的人成為萬人崇拜的職業運動員,但也能夠令一個身體機能有障礙的 人活得大致便利(2)。這就是平等,至于未來如何,讓人民自己靠自己。

菲律賓如果有這樣的社會態度,我也許會更樂觀一些。但那些不斷長高的城市,底下壓著的都是弱小的靈魂,還有他們最初最初從鄉間一起帶來的夢想。菲律賓是如此,其他城市也必然,我相信,每座城市底下,都有一首屬于它們自己的悲歌。

但愿那些孩子有一天能站在更潔凈的高坡,歡唱真正的童年。

 

 

垂華——2010-03-28

資料來源:
1.王振寰、瞿海源 《社會學與臺灣社會》
2.梁文道  《人生最重要的彩卷》,2010-03-05《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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